史官是古代朝廷中专门收录、编纂前朝和本朝史实的官。皇帝是至尊无上的，金口玉言，谁也不敢冒犯，但是皇帝却怕史官。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封建社会，上至天子宰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自己的“身后名”，也就是死后的名声非常看重，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自己才会不朽，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千古留名。所以杜甫有诗：赢得身前身后名。而史官则是记载历史的，由于记载的是历史，所以他们的记载会包含帝王的所作所为并传之后世。而九五之尊的皇帝，当然非常想有一个身后之美名。所以他们对史官也就特别客气，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个好记载，也害怕他们给自己不好的记载。 

     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
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宣淫，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设计捉奸。他谎称有病，不能上朝议政，淫欲如火的姜光觉得这是找棠姜寻欢的好机会，哪知崔杼早有准备，他到了崔杼府上，见棠姜不出来，还以为不知他圣驾光临，便抱着柱子唱歌，企图勾引她前来承欢。

    不料此时大门忽然关闭，埋伏在暗处的武士一齐冲出，姜光见势不妙，慌忙跳墙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屁股，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武士们遂上前将这个淫棍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但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南史氏听说崔杼不再杀人，才放心地返回住地。 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做出如下评论：“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谷梁》、《邹》、《夹》之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由此可见，即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所作的《春秋》，对于有“威权势力”者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由师傅传给弟子，再由弟子往下传。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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