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之路的大门
       创作初期，陈继明写作贪大，想写长篇。后来经过摸索，发现短篇才是他擅长的方式。第一个短篇《那边》写一个２０岁的男子和一个３０岁的女子之间的爱情，有一些文体叛逆的感觉。
       之后，第二个短篇《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发表于《朔方》，后被《小说月报》转载。通过描写一个断臂的少女捧着一束桃花去朋友的墓地上哀悼，来透视少女的内心，故事的构思很巧妙。这个时期，陈继明还发表了《村子》（后改名为《举举玛的葬礼》）、《列车》、《椅子》等小说。这些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引起重视，可以说，正是因为他这种有别于当时宁夏文坛小说创作状况的风格，使他初战告捷。
      １９９３，陈继明调入《朔方》杂志社作编辑，这时他的创作倾向发生了一些变化。１９９４年刊发的一个小辑收录了他的中篇《邪恶一次》和短篇《东西》，主要是关注个体和下层，作品中不再单单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而是加入了对下层的同情，对社会的激愤，包含了很多激烈的感情。
       １９９６年，陈继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这也是他本人比较钟爱的一部作品。用陈继明的话来说，在表达恶的时候，他“变得策略”了，将愤怒收起来了。小说是需要暧昧、需要折射的，需要更有艺术和内涵的表达，这是他对小说的重要的认识。从这部作品开始，陈继明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是“近三四年罕见的好短篇”。此后，广西《漓江》向他约稿，发表了他的中篇《爱情与虚构》，他的创作道路开始变得相对平坦，作品由于知名度的提高而变得容易发表。作家的创作是需要鼓励和肯定的，只有在得到认可以后，才能激发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和勇气。陈继明对小说的一贯认识是“以轻写重”，也是从这部成名作开始，他学着对现实说话，开始写当下，创作理念有了一些变化，开始“干预生活”。
       １９９８年，《人民文学》第五期发表了陈继明的《寂静与芬芳》，评论家李敬泽很看中这个作品，与宁夏另一个作家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一起刊出，这对于自张贤亮以后断茬的宁夏文坛来说，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陈继明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一个短篇《青铜》，这个短篇和《城市的雪》一起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李敬泽看后说：“真正的碑，不是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肉体上的文字。”这篇小说，陈继明抱着足够的同情写了一个被城市扭曲的风尘女子，多年后得了绝症，回到故乡要将自己的积蓄捐献出来建希望小学，结果却遭到无情的拒绝。陈继明说如果说哪部小说用了他的一滴血的话，就是这部《青铜》了，他写乡村哲学和城市变迁的矛盾，写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摧残。自此开始，他的创作格调里，多了沉重的有力量的东西，变得开阔，有力度了。
        因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陈继明被列为“新生代作家”，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平稳上升，缓度增长”的状态。接着，《骨头》、《比飞翔更轻》、《一棵树》、《举举玛的葬礼》发表，这时候开始，几乎每年的年选和其他重要选本里，都能看到他的小说。《骨头》是他这个阶段较为满意的作品，最早发表在《作品》上，后来经过重写，发表在《十月》上。李敬泽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对这部小说进行盛赞，上海大学的王光东将其收入“新文学大系”的头篇。陈继明说，这是唯一一篇与他个人经历关系密切的作品，写家族的故事。而他的大部分小说基本都是虚构的。
       后来，陈继明的两部长篇相继问世。一部是《陈庄的火与土》，分别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小长篇《途中的爱情》，最新长篇《一人一个天堂》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他同时完成了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创作。陈继明开玩笑说，专注写长篇，偶尔写短篇俨然就像在吃细粮。
《老桥》、《粉刷工吉祥》、《冰儿》等也都是他的优秀作品。其中《粉刷工吉祥》写社会的底层劳动者，从乡村走出来，在城市的角落求得一席落脚之地，以求生存，但是在受到侮辱和压迫的时候，却没有争的勇气，只是凄惶地将一切委屈吞进肚里。评论家贺绍俊说，这个人物是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一说法的颠覆。
       中篇小说《恐龙》、《开口说话》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谈到《恐龙》的时候，陈继明指出，并没有想到这能划入乡土小说，小说是由细节构成的，他因为从农村出来，所以对乡村的描写就会更从容，更自如。他想写出“农民的那股劲儿”，反映城乡的对抗，社会对农民的整体压迫。小说中的梦生有反抗的色彩，但这种反抗是黑色幽默的，玩笑性质的，这可能是最滑稽、最艺术的反抗，这也暗示了农民的现实及生存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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