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没有脊，就像既没分头，又没戴帽子的人，给人一种秃和懒和感觉。长时期没翻修了，那瓦拧三扭四，缺角的缺角，翘头的翘头，没有一点整齐的样子。
   椽是柳木的，黑不打紧，只是那弯的程度大大超出人的意料之外，拧三扭四，仿佛不是椽，而是粗粗长长肆意爬行的软体动物。麻秆早就蘖得没有了麻秆的形状。两根白杨檩子，可怜兮兮地塔在墙上，心憔力悴，早就不堪重负了。门窗也是柳木的，特小，上面的缝隙一道又一道，粗的能塞进去大拇指，小的一根筷子塞进去完全可以游刃有余，从这儿进去的光便给这黑暗的屋子平添了几分亮色。
    顺着这束光线看去，却见那张老方桌揩得格外干净，幽微的反光和门窗缝中挤进的光互相辉映。桌上除一个黄铜香炉和两个陶瓷香烛筒外，最显眼的就要算父亲的遗像了。那像是父亲去世前两年新疆的姑妈催要了几回后父亲在姚庄个体照相馆照的，像不大，半尺多点，镶在一个简易相框里。那相框极干净，纤尘不染，长期用心地揩抹，使得它通体明仓仓的。这一明亮，倒和老屋显得不谐调了。
    院子极小，出门几步就是公路和铁路，其余三面都是高大魁梧的新房，对比之下，本就低矮的老屋显得更加低矮了。墙上泥皮，风扑雨淋之下，一块块往下掉，土坯没了保护，本来面目原原本本地暴露出来，格外碜人。
    母亲就住在这儿，在黑暗中度过了大半个世纪。
    老屋修建时，正值年成不好，今日抓丁，明日要款，伴随土匪骚扰，整日提心吊胆。父亲是独子，兵可以不当，款却不得少出。眼看着日子烂包得不能过，逼急了，向来老实本分，靠卖葱韭换几个零钱糊口的爷爷牙关一咬，瓦罐捣蒜——一锤子买卖，抱着倾家荡产的思想，孤注一掷，种了一亩大烟，没承想竟还卖了几个钱。钱不多，惹来的麻烦却不少，爷爷怕手头的钱保不住，打定主意盖房。那时渭河上既没大桥，也没有今天的西部大动脉，连像样的公路也没一条。当时盖房，没钱不说，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几根像样的椽檩，爷爷和父亲放倒自家地边的几棵柳树，为防虫蛀，埋到水坑里糟了一年，掏出来锯开，就算有了门窗。椽没办法，从自家柳树上砍了一些，加上多年积攒的，凑凑合合就够了。打土坯没敢叫人帮工，怕管不起饭，近万块土坯全是由爷爷和父亲两人打成的。
    房子修得差劲，却实在及时，正如父亲所说：“要不是当时狠心硬修了这房，现在真不知住啥地方了。”尽管这是父亲痛定思痛的后怕，天无绝人之路，兔子不急不咬人，逼急了谁都有办法的。但我清楚，父亲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母亲二十岁生我大姐，四十八岁生了我弟，连死带活十三个，人多劳少，过来的那年月，别说盖房，填饱肚挡住风都是天大的问题，熬是照样熬过来了，那难肠劲，一想起都叫人伤心。我们几个越大，房子越紧，屋子越老，越破，盖是盖不起了，实在漏水得不行，拔拔瓦松，铲铲瓦沟里的土，揭起瓦，在房面上抹一层泥，就算是翻修了一次，家乡人把这样的翻修说的很形象，叫“翻瓦”，也真是翻瓦，什么也不添。因着什么也不添，好上没几年，又是破房又遇连夜雨。屋基越来越坏，门窗缝越老越宽，连墙上的泥也与日俱少。修不起，拆了更不行，母亲便一直住在里面。冬天，凛冽的西北风夹着大朵大朵的雪花扑打着门窗，风从一条条宽宽窄窄的缝隙中肆无忌惮地吹进去，母亲无法，只好用破布、烂棉花、高粱秆和烂书废纸一遍又一遍地塞门窗缝，有时，白天好不容易塞好，晚上一场大风刮过，全部脱落零散。母亲冷得睡不着，索性起来又塞，又不叫我们起来帮忙，直至折腾到天亮。母亲至今有一个看到废纸就捡了拿回来的习惯，就是从那时为塞门窗缝养成的。冬天过后，夏秋两季照样难熬，每逢大雨，雨水就透过破烂的屋顶一个劲地滴下来，母亲无法，只好拿来脸盆、瓦盆、缸子、碗，甚至罐头瓶来接雨水。炕上、地上、桌子上全是这些接雨水的物件。落在盆里、碗里的雨水，除发出叮叮咚咚�∪说纳�响外，四溅开去的雨水照样会把周围打湿。母亲躲避不及，只得瑟缩在炕角，一脸忧郁的望着阴沉的天。实在气不过，便对着阴沉着脸的老天埋怨两声，发几句牢骚，“几时从这烂场地方搬出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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