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他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   
　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  
　浩然去世了。我总觉得，浩然的离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文学史来说，他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更能勾起历史记忆，让人想到当代中国文学的曲折坎坷、酸甜苦辣，想到时代、历史、教训、观念、反思等等词儿，想到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沉浮，曾经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在我看来，浩然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他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文革”的霹雳狂风爆发的一瞬，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正好出齐，历史便借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之手，给“十七年文学”画了句号，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曲。随后，作为作家个体，在别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后他还在“歌唱”。“文革”过后，浩然仍勤奋多产，然而，飓风既息，田园已非，终究别是一番景象了。假若从一九五七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算起，他的创作历程于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恰好由“文革”危殆的“断桥”劈为两半；“文革”中间，由于种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复杂原因，他写出过、或者说不得不写出过一些文学赝品(《金光大道》的情形略有不同)。所以他的创作其实是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的。《艳阳天》自然是他前一时期的代表作，而《苍生》是他新时期的代表作。但在气韵的贯通和生活的饱满度上，《苍生》很难与《艳阳天》相比并。《艳阳天》在2000年获得了《亚洲周刊》与全球华人学者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浩然一度是个独特的痛苦者、被抛离轨道的徬徨者，走着一条比别人更加艰难的扬弃重负、战胜自我的路。不能不冷静地看到，“文革”之变给浩然带来了比别人更沉重的负担，留下更多的创作痛苦的种子。当然，说得更确切些，这一切不仅是“文革”，而是作为一种积久形成的为政治直接服务的文学观念与时代的脱节带给他的负担。他的不幸似乎在于，他的创作旺盛期比别人来得晚，又来得不是时候。在风雨如磐的多事之秋，众人的喉头已经喑哑，他还在用旧的旋律勉力歌唱着；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当这一畸形的文学形态被愈益推上了“左”的极端时，承传旧制的重任交给他，起死回生的奢望寄托于他，虚假颂扬的任务催迫他，他实在是不堪重负了。但是，作为一个毕竟富于良知和具有浓厚人民意识的作家，在众人抑抑、他貌似春风得意的年月，浩然似乎并不像有人想象得那样趾高气扬，他是有所收敛有所忌惮的，其心境也是不无悲凉和矛盾，只不过那是别一种特殊的痛苦罢了。他曾写道：“一九七六年的春寒时节……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我凄凉地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旺盛期过去了。当时正在壮年的我，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国、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政治活动、迎送外宾的奔忙上面，这哪里还像个作家呢?这怎么能够让自己心神宁静下来写作，又怎么能够写出使自己和读者满意的作品呢?……我深为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浩然此时是既朦胧感受到痛苦却又不知痛苦的根源何在的那么一种痛苦。他不知道，操纵他的创作生命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那些琐屑的具体原因，而是一种足以牵动整个历史的深刻的时代性根源。直到新时期文学开端，中国文坛已开始了深刻、巨大的裂变，浩然似乎仍然陷溺在困惑迷惘中。虽然他“从内心萌发起一股子要把失去的时间捞回一些的强烈念头，挣扎、拼搏，让创作生命的旺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但旧轨道的巨大惰力和惯性，仍使他比别人更难以与新时代融洽，难以点燃真正的生命之火。他曾想在不根本改变他的旧观念体系的前提下，凭借他原先丰厚的生活累积，凭借健举的艺术个性，找回创作青春。他没有意识到，生活积累对创作来说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倘若不能用新的思想观念冲破积久的模式，那旧的主体浸润过的“生活”反倒会成为沉重的负累。在这样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有多少新思想，才会有多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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